海外傳真 | 馬來西亞華裔菲爾：從海的那一方走來

日期：2025-04-18 14:38 來源：明溪行政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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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常聽家里的老人說：“我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這句話的背后含有多少辛酸淚。僑民的淚，是咸中帶苦的，但我當時年紀小，根本無法體會個中的沉重和復雜。
南洋的月，是否能照到福建的山、潮州的井、廣州的地堂？這些，是過去的先輩們埋頭在南洋咸咸的海風里辛勞工作時，偶然舉頭望明月，才會涌上來的思鄉情懷。那些日子，漁村、甘蔗園、橡膠園的艱苦生活，漫長、艱辛，我們的先輩咬牙堅持，用血汗支撐著，一代代人就這樣熬過來了。
老人家那一句“從中國來的祖先”，好像只是輕描淡寫，但對我來說，我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啊。懂事以后，我慢慢地在心中構建了一個模糊的圖像：海的那一頭，是遙遠的中國，而我們，就在海的這一方。
“海的這一方”，指的是蕉風椰雨的馬來西亞，是我出生、成長、求學、創業的地方。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說，它不是簡單的寄居地，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南來先輩用血汗、眼淚甚至生命代價換來的安身之所。這里，不知不覺間，已是我們的根。
當我站在檳城海珠嶼的大伯公廟前，凝視著那塊被煙熏得發黑的石爐，廟祝告訴我，它已有200多年歷史，可能是檳城最古老的文物之一。湊近細看，上面隱約可見“乾隆”二字。旁有善信上香，裊裊青煙升起，彌漫在空氣中，過往的故事就如青煙般，若不去關注，就消散無蹤。
海珠嶼，是有記載以來中國人最早抵達檳城的登陸點。乾隆十年（1745年），來自福建永定的馬福春與廣東大埔的張理和丘兆進，三個結拜兄弟共乘帆船來到這里，他們比英國人萊特船長抵達檳城早了41年。張、丘、馬三人生前行善積德，逝世后被尊稱為大伯公，他們的墳墓至今還在海珠嶼大伯公廟旁，守護著這片土地。
站在廟前，望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海浪溫柔地拍打著石堤，卷起一層層白浪，空氣中彌漫著咸咸的味道。廟前的牌樓上寫著“海珠嶼大伯公廟”，內側有一座建筑物，寫著惠州、嘉應、大埔、永定、增城五屬公所。這座廟是大馬最古老的華人廟宇之一。
為何此處地名叫馬來文“TANJONG TOKONG”？TANJONG是海角，TOKONG是廟，直譯便是“有廟的海角”。先輩從這里遙望彼岸，用任何人之目都無法看到故土，但是對幾百年前的僑民來說，雖眼不見故鄉，心中卻故土難離。
在我們祖輩的心目中，這片海連接著兩塊原本毫無關聯的陸地。英殖民政府占領檳島之后，需要大量勞工開墾荒地，我們的祖輩也從祖國登船，在這片海上航行到檳榔嶼。他們到了這塊土地，賣力工作。華工的勤懇、忠誠是世上有名的，這是值得贊頌還是該為之流淚的歷史過往？我至今無法判斷。
早期華人南來，并非一帆風順。19世紀中葉，全球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大增，許多華工被誘騙或被迫簽下契約，成為所謂的“豬仔”，被販運到東南亞從事繁重勞動。這段被稱為“賣豬仔”的歷史，是華人近代史中最沉重、最悲愴的一頁。這些契約華工在船上被視為貨物，毫無尊嚴，生活條件極為惡劣，許多人命喪途中。
我們常說，祖先下南洋來討生活，但這“生活”二字，背后是誰的隱忍與辛酸？是留在家鄉的妻兒老母，還是在南洋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契約勞工？他們中不少人簽的是賣身契，有一部分固然是自愿的，但也有被同鄉拐騙到南洋的。搭上這條船，賭的就是命運。
即使順利抵達目的地，他們也未能獲得尊重與公平待遇。許多華工被迫住在簡陋的工棚，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英殖民當局和當地的地主常常把他們當作廉價勞力，剝削他們的勞動而不給予合理的待遇。盡管如此，許多華工仍然堅韌不拔，通過艱苦的努力，逐步在當地站穩腳跟、積累財富，成為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段歷史中的許多故事，也正是華人社群在這片土地上生存與發展的根基。祖輩們不畏艱辛，默默奉獻，流盡血汗，為我們創造了如今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雖然那時的生活艱難，但他們卻沒有忘記故鄉的親人與傳統文化，通過僑批與祭祖儀式等方式，保持與家鄉的聯系，延續文化的根脈。
可笑的是，有些華人卻主張應隱去這段歷史，怕被當政者利用來宣傳華人是“外來者”之說。可我認為，歷史不容忽略，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宗是外來者，沒什么好否認的，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大馬華人早已融入了當地社會，成為國家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不容否認的。
讓我們的先輩們感到欣慰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傳承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相反，它們在新一代身上得到了傳承。語言、習俗、節慶等傳統文化在新一代華人中不斷發揚光大。
華文教育的延續，特別是母語和方言的保護，是我們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之一。盡管在多元化社會中，馬來語和英語占據了主流地位，但大部分華人家庭依然保留著講中文、講方言的傳統。
我的祖父不是“豬仔”，但他曾告知家人，當時家鄉窮得要吃泥土了，只有出去“討生活”才有活路。他從廣東汕頭港出發，輾轉抵達吉打州一個叫巴東色海的小鎮，在華人頭家的雜貨鋪當長工。據父親說，高瘦的祖父一次可以扛四包十公斤的米。有時想想，真的可憐我的祖父，他在中國讀過小學，識字，也會寫書法，來到南洋卻只能做最原始的勞力，賺取最微薄的工資。他省吃儉用，把錢寄回家鄉，安頓下來之后，也幫人代筆寫僑批。每一封僑批，除了寄回生活費，也寄托了僑民們對家鄉親人的牽掛。
僑批，不只是信，它還是橫跨海洋的情感索引，也是移民者在身份與歸屬之間跋涉的見證。
我的父親，是第二代馬來西亞華人。他在華校受教育，工作上用的是馬來文、英文和中文，在家里跟長輩們講潮州話、福建話；他從小就聽我祖母給他唱《黃河大合唱》《故鄉》。我母親是第三代，她已與本地文化深度融合。他們兩人都是優秀的馬華作家，獲獎無數，至今我仍佩服他們在沒有資源的時代，堅持用中文創作，在沒有得到國家任何著意的栽培之下，還能在中文寫作世界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我，是第四代，成長在一個講多種方言、說流利馬來語、寫中文作文、讀英文小說的社會里。我們早已不是“過客”，而是這片土地的一部分。
我們的“代”，不是時間的遞進，而是身份認同的變化過程。從“我是中國人”，到“我是馬來西亞華人”，再到今天的“我是馬來西亞人”，這不是語言轉換，而是歷史賦予的深層意識變遷。
我們的身份不是標簽，是一個活著的、流動的狀態。它包含了祖先的腳印，也承載著我們對未來的期許。
幾十年來，父親每天晨昏焚香膜拜，嘴里念念有詞。觀音大士慈眉善目，牌位上足足安坐。小時不懂，只覺得這儀式離我遙遠。長大后才明白，那一爐香火，不只是祭祖，更是維系文化、傳承血脈、穩住精神家園的方式。
“晨昏須薦祖宗香，日久他鄉變故鄉。”這是祖輩留給我們的囑托，也是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用熱血、智慧、勤勞，主動融入、貢獻社會之后的認同。香火不滅，根就不散；根不散，人就不會忘本。正是這種看似微小的日常儀式，讓我們在多元文化的馬來西亞始終保持一份對先人的敬畏與自我認知。這片土地，已經不是他鄉，而是我們的故鄉。
這幾年，我常居歐洲，穿梭于會議、交流會、講座之間。我們在這里推廣中華文化、組織華僑華人聯誼活動；當我在馬來西亞時，我為留華同學會統籌會議、宣傳留學中國的優點等；我也常到中國參加各種會議或旅游。在奔波之余，我內心深處的情感也在不斷拉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
但每當走在異國街頭，黃昏降臨時，我心中所想念的，是檳城的街燈和炒粿條的香味，以及從觀音廟里飄出的香煙。于是，我悟了：無論世界多精彩，“海的這一方”始終在我心里。
我們這一代，既是“文化的承載者”，也是“身份的縫合者”。我們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認同，并且在用我們的語言、習俗、教育與行動，為馬來西亞的多元化添磚加瓦。
我們的祖輩不是移民者，而是開拓者；他們的僑批不是信件，而是血淚史；每天早晚的香火不是形式，而是歸屬感的體現。我們這一代人，已在海的另一方，走出了祖輩想象不到的一條康莊大道。所以，現在再聽到“我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心里涌起的，是清晰的理解和傳承。因為這句話，已成了身份的延續，是馬來西亞華人一段值得驕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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